艾滋病和同性恋的两种特殊关系

首先，无论同性异性，下面四条原则值得你牢牢记住！

1、必须把每个性对象都视为已经感染，坚持每次插入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

2、只有在两人非常明确的确定互相是唯一的性行为对象，并且距离最近一次与其他人发生性行为已经超过3个月以上，同时双方的HIV检测都呈阴性的前提下，方可不用安全套。

3、如果是同性，在套上安全套之前，先在阴茎上涂抹足够量的润滑剂，套上安全套后，再在其外使用足够量的润滑剂，同时被插入方应该用手指在肛门内涂抹润滑剂。使用润滑剂有两个主要目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安全套破裂，另一个是提高快感。

4、性活跃的人群(有多个性伙伴)，即使每次都正确使用了安全套也应该每个六个月进行一次HIV病毒检测。

对于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同性恋是一个令人羞于启齿更不宜讨论但又众所周知其存在的现象，大多数人在谈到这个事时，都可能会抱着一种莫名的窘迫、一种难以言传的紧张，赶紧转到另一个话题，在大众的心目中，同性恋，总是与“不正常”、“有毛病”以及“不道德”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我们首先来琢磨一下这些常被抛出来的词语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概念——“正常”和“异常”，“疾病”与“健康”，“道德”与“不道德”。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这些相互对立的概念的界限？就以“正常”与“不正常”来说，毫无疑问，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的层面上，“不正常”意指一种与多数人不同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那么是要多少人所共有的行为，才算是“正常”呢？需要总人口的百分之几？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不正常”(“异于常人”)被打上了道德的印记，换句话说，“正常”与否直接关乎“正确”。尤其是因为涉及到性，性的正确或不正确在中国是一个很严重的道德问题。在此种逻辑之下，同性恋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

然而，为什么一种自然的性行为会面临如此的道德尴尬呢？看看今日世界，多元化和差异化正成为我们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难以理解为什么独独在同性恋问题上人们的态度如此落后。更不用说，大量的行为科学和神经科学证据早已发现：同性性倾向是人类乃至动物界正常的性倾向之一。同性恋也并非是任人随意选择的生活方式，而是先天形成的自然行为。

之所以同性恋在今日社会中成为许多人歧视、指责的对象，还在于不少人认为他们应当对艾滋病负责，他们认为是在这个人群中，艾滋病开始爆发并流行开来。可真的是他们那种“不正常”的行为导致了这种可怕疾病的飞速蔓延吗？这种说法看来有理，其实却不源于事实。虽然艾滋病最初被西方医学界发现时，是首先在美国男同性恋群体内，但实际上从世界来看，异性之间的传播是占首位的。 中国目前也是如此，卫生部在2007年11月29日发布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7年)》中指出：“2007年……在5万新发感染者中，异性性传播占44.7%，男男性传播占12.2%，注射吸毒传播占42%,母婴传播占1.1%。”

这与目前媒体上常见的观点，以及社会上很多人的错误理解，形成鲜明的对照。这项评估的结果显示，虽然男男性传播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但目前并非首要途径，异性性接触造成的感染远多于高于男男性传播。

话分两头说，同性恋尤其是男性同性恋人群是艾滋病的易感人群之一，之所以会在这个人群中有如此高的感染率，与许多因素有关。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正是由于普遍存在的对同性恋的污名和歧视，导致很多同志处于极其负面的心理状况中。心理学和社会学诸多研究均证明，在这样的心态和社会生存状态下，个人很容易忽略自身的健康。同时，由于缺乏发展正常情感关系所必须的社会和家庭支持，大量的同志只能在一种匆忙和隐蔽的场景下交往。此种状况下的性，很难是有备而来和注意安全的。讨论“为什么同性恋群体的艾滋病居高不下”，不能忽略这些原因。当不少人在将整个社会的艾滋病问题肇因归结于同志时，更应该反思一下造成这一问题的社会根源。事实上，有证据表明，把艾滋病归因于社会中某一类或几类少数群体，采用漠视、歧视或加以污名对待的做法，不仅无助于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其本身更是疾病在主流群体中大规模流行的催化剂。例如，艾滋病在整个80年代一直是在美国男同志中流行，直到1995年为止，大多数美国异性恋白人男性都还坚信艾滋病是个“同性恋疾病”，认为艾滋病与身为异性恋的自己没有关系。这种观念盛行的后果，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异性恋美国男性中的艾滋病发病率逐渐上升。

此外，不少人认为，男同性恋人群中存在的“混乱”的性关系是艾滋病的根本原因，并进而认为同志们应该为这一“不道德”的原因而负责。

那么，“多性伴”是否又应该成为一个道德问题呢？这又是一个应该两说的议题。社会学和行为学调查的结论的确支持一点：多性伴的确是男同性恋群体中较为普遍的现象。不过这也并非男同性恋群体的专利，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潘绥明教授的研究，在“主流”的异性恋群体中，近年来有多性伴行为的人数也在以很快的速度上升。至于多性伴本身是否应该成为道德评判的负面对象，就要用到一条基本的评判标准。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大多数伦理学家和社会学者都公认一点：道德的底线应该是“对他人无伤害”。如果是成年人之间在相互自愿的前提下的性关系，并且不涉及对第三人的感情和/或关系伤害，应该说这样的前提下，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多性伴都不应该再成为一个道德问题。当然，从风险的角度说，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多性伴都会增加艾滋病和性病的传播风险。所以，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这里依然转化为如何促进人们提高风险意识，善用保护措施，避免感染。在这一问题上需要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没有基本的法律保障，来自家庭的压力等等，使得不少同志难以维持一种固定的一对一情感和性关系。

科学事实证明，性伙伴的数量与感染性病、艾滋病的几率成正比，不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与多人发生性关系都会提高感染几率。但是，在一个有充分选择自由的社会中，只要是自愿自主，个人完全有权利选择自己是有一个，还是多个性伴。这里想强调的只是一个事实，即很多同志之所以无法维持稳定的感情关系，主要是源于社会环境和家庭压力。换一个角度，如果社会能够更宽容一些，将不仅为同性恋者，也将为其他人提供更多的在艾滋病方面的保护。在目前很多中国同性恋最终被迫与异性结婚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重要。一味地强调同性恋是高危群体，是有很高的误导性的，会使很多异性恋者，产生一种假性的安全感，以为自己不属于高危群体所以是安全的。但实际上由于社会家庭的多重压力，导致很多同性恋者被迫与异性发生性关系、结婚，令所谓高危与非高危的区别失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