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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和同性恋的两种特殊关系

时间:2021-08-14 23:04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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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无论同性异性,下面四条原则值得你牢牢记住!

1、必须把每个性对象都视为已经感染,坚持每次插入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

2、只有在两人非常明确的确定互相是唯一的性行为对象,并且距离最近一次与其他人发生性行为已经超过3个月以上,同时双方的HIV检测都呈阴性的前提下,方可不用安全套。

3、如果是同性,在套上安全套之前,先在阴茎上涂抹足够量的润滑剂,套上安全套后,再在其外使用足够量的润滑剂,同时被插入方应该用手指在肛门内涂抹润滑剂。使用润滑剂有两个主要目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安全套破裂,另一个是提高快感。

4、性活跃的人群(有多个性伙伴),即使每次都正确使用了安全套也应该每个六个月进行一次HIV病毒检测。

对于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同性恋是一个令人羞于启齿更不宜讨论但又众所周知其存在的现象,大多数人在谈到这个事时,都可能会抱着一种莫名的窘迫、一种难以言传的紧张,赶紧转到另一个话题,在大众的心目中,同性恋,总是与“不正常”、“有毛病”以及“不道德”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我们首先来琢磨一下这些常被抛出来的词语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概念——“正常”和“异常”,“疾病”与“健康”,“道德”与“不道德”。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这些相互对立的概念的界限?就以“正常”与“不正常”来说,毫无疑问,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的层面上,“不正常”意指一种与多数人不同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那么是要多少人所共有的行为,才算是“正常”呢?需要总人口的百分之几?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不正常”(“异于常人”)被打上了道德的印记,换句话说,“正常”与否直接关乎“正确”。尤其是因为涉及到性,性的正确或不正确在中国是一个很严重的道德问题。在此种逻辑之下,同性恋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

然而,为什么一种自然的性行为会面临如此的道德尴尬呢?看看今日世界,多元化和差异化正成为我们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难以理解为什么独独在同性恋问题上人们的态度如此落后。更不用说,大量的行为科学和神经科学证据早已发现:同性性倾向是人类乃至动物界正常的性倾向之一。同性恋也并非是任人随意选择的生活方式,而是先天形成的自然行为。

之所以同性恋在今日社会中成为许多人歧视、指责的对象,还在于不少人认为他们应当对艾滋病负责,他们认为是在这个人群中,艾滋病开始爆发并流行开来。可真的是他们那种“不正常”的行为导致了这种可怕疾病的飞速蔓延吗?这种说法看来有理,其实却不源于事实。虽然艾滋病最初被西方医学界发现时,是首先在美国男同性恋群体内,但实际上从世界来看,异性之间的传播是占首位的。 中国目前也是如此,卫生部在2007年11月29日发布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7年)》中指出:“2007年……在5万新发感染者中,异性性传播占44.7%,男男性传播占12.2%,注射吸毒传播占42%,母婴传播占1.1%。”

这与目前媒体上常见的观点,以及社会上很多人的错误理解,形成鲜明的对照。这项评估的结果显示,虽然男男性传播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但目前并非首要途径,异性性接触造成的感染远多于高于男男性传播。

话分两头说,同性恋尤其是男性同性恋人群是艾滋病的易感人群之一,之所以会在这个人群中有如此高的感染率,与许多因素有关。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正是由于普遍存在的对同性恋的污名和歧视,导致很多同志处于极其负面的心理状况中。心理学和社会学诸多研究均证明,在这样的心态和社会生存状态下,个人很容易忽略自身的健康。同时,由于缺乏发展正常情感关系所必须的社会和家庭支持,大量的同志只能在一种匆忙和隐蔽的场景下交往。此种状况下的性,很难是有备而来和注意安全的。讨论“为什么同性恋群体的艾滋病居高不下”,不能忽略这些原因。当不少人在将整个社会的艾滋病问题肇因归结于同志时,更应该反思一下造成这一问题的社会根源。事实上,有证据表明,把艾滋病归因于社会中某一类或几类少数群体,采用漠视、歧视或加以污名对待的做法,不仅无助于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其本身更是疾病在主流群体中大规模流行的催化剂。例如,艾滋病在整个80年代一直是在美国男同志中流行,直到1995年为止,大多数美国异性恋白人男性都还坚信艾滋病是个“同性恋疾病”,认为艾滋病与身为异性恋的自己没有关系。这种观念盛行的后果,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异性恋美国男性中的艾滋病发病率逐渐上升。

此外,不少人认为,男同性恋人群中存在的“混乱”的性关系是艾滋病的根本原因,并进而认为同志们应该为这一“不道德”的原因而负责。

那么,“多性伴”是否又应该成为一个道德问题呢?这又是一个应该两说的议题。社会学和行为学调查的结论的确支持一点:多性伴的确是男同性恋群体中较为普遍的现象。不过这也并非男同性恋群体的专利,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潘绥明教授的研究,在“主流”的异性恋群体中,近年来有多性伴行为的人数也在以很快的速度上升。至于多性伴本身是否应该成为道德评判的负面对象,就要用到一条基本的评判标准。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大多数伦理学家和社会学者都公认一点:道德的底线应该是“对他人无伤害”。如果是成年人之间在相互自愿的前提下的性关系,并且不涉及对第三人的感情和/或关系伤害,应该说这样的前提下,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多性伴都不应该再成为一个道德问题。当然,从风险的角度说,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多性伴都会增加艾滋病和性病的传播风险。所以,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这里依然转化为如何促进人们提高风险意识,善用保护措施,避免感染。在这一问题上需要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没有基本的法律保障,来自家庭的压力等等,使得不少同志难以维持一种固定的一对一情感和性关系。

科学事实证明,性伙伴的数量与感染性病、艾滋病的几率成正比,不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与多人发生性关系都会提高感染几率。但是,在一个有充分选择自由的社会中,只要是自愿自主,个人完全有权利选择自己是有一个,还是多个性伴。这里想强调的只是一个事实,即很多同志之所以无法维持稳定的感情关系,主要是源于社会环境和家庭压力。换一个角度,如果社会能够更宽容一些,将不仅为同性恋者,也将为其他人提供更多的在艾滋病方面的保护。在目前很多中国同性恋最终被迫与异性结婚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重要。一味地强调同性恋是高危群体,是有很高的误导性的,会使很多异性恋者,产生一种假性的安全感,以为自己不属于高危群体所以是安全的。但实际上由于社会家庭的多重压力,导致很多同性恋者被迫与异性发生性关系、结婚,令所谓高危与非高危的区别失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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