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700多位患者后，一位临终关怀医生对生死的看法

整理/ 王丽娜 口述/ 刘寅

编/ 王小

与一般病房不同，安宁疗护病房外的走廊里放置了圆桌、绿植，墙上还有一些患者的画画和手工作品。摄/王丽娜

在临终前，压在患者、家属和医生心头的除了诊疗，还有如何让患者在生命最后阶段能活得有尊严、活出精彩。

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养老善终，这是当下80后子女，尤其是独生子女，随着父母逐渐老去将面临生死诀别的艰难现实。随着诊疗技术、药品的增多，如何做临终治疗选择也往往让一个家庭陷入两难境地。

过去讲“优生优育”，但长期以来忽视了“优逝”。“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人享有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

在退休前，刘寅曾从事30余年的临床工作，最近20年的肿瘤治疗让她经常看到一些终末期患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治疗选择的困难，治疗不足或过度治疗时有发生，患者忍受着躯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接触安宁疗护理念后，刘寅决心把安宁疗护做起来，她表示，当死亡不可避免地到来，走到生命末期，伴随着癌症晚期遭受种种折磨，治与不治之间，我们对自己、对亲属如何做出生死决策，我们还能为生命做些什么？这些值得每一个人思考。

近日，刘寅医生接受《财经》记者采访，讲述作为一名医生的转变，她在安宁疗护病房见到的生死、和解与告别，那些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在生命末期的孤独和照护难题，以及安宁疗护或临终关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以下是刘寅的口述整理：

可治与可不治之间，如何抉择？

知道有个老人跟我说的最让我感动的话是什么吗？他说，把我的骨灰撒向大运河，让运河的水把我带回故乡——杭州。

他明确说，不想无意义地活着。他是一名80多岁的科研人员，患有直肠癌。他做过手术、做了结肠造瘘，术后化疗，化疗后造瘘回纳手术，完全是按照标准流程来治疗。两年后，癌症复发了，他做了结肠癌的全套基因检测，他发现K-ras基因和微卫星不稳定（MSI）检测的结果都对他不利。

老人把他的病情和病理全看完后，认为没有什么可治疗的方法了。他说，就别折腾了。他在家里立了“生前预嘱”，所有的插管子、上呼吸机，以及无意义的抢救，他统统不干，他就希望能够有尊严地死掉。如果还有有效的治疗方法，那他可能会选择继续治疗。

和老人谈过几次后，我意识到他能够很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处境，关键点在于他本人对疾病有自己的学习能力，进而有正确的判断能力，最后他才能决定治疗方案。

我们大部分患者和家属是没有对“疾病的诊治”学习能力和判断能力的。很多患者做完治疗，问他用的什么方案，开刀切到哪儿、手术做的范围、手术切下来的病变性质和程度等，他都不清楚。大部分人都认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是太专业的事情，无从下手了解，那你让他如何去判断后续的治疗方法和愈后？

更何况中国的大部分家属都会对患者隐瞒病情，让患者失去做判断的前提。前提不知情，怎么能正确地决策？

在这种情况下，跟患者交流和沟通就会非常困难。最终导致有时过度治疗，有时治疗不足。当然，这肯定不是唯一的条件。

有的家属认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做百分之百努力。但实际上这种情况下很多都是过度医疗。从治疗中获益可能低于30%的病人，花那么多钱、受那么多痛苦，划算与否是不可言喻的。但有时候，他有机会去挽救治疗，因为种种原因放弃治疗，又非常遗憾和可惜。